奇特的衣食住行
新中国宣告成立，和平的曙光普照大地，而林彪却因病倒下了。被病魔折磨的林彪，昔日威风不再，却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奇异风貌，同样令人瞠目结舌。
“还有别的吗？”他答道：“没有了。首长就吃这些。”我以为下一餐会有所改善，但下一餐依旧如此。我期待着明天能有所改变，然而，第二天仍是这三样。一年四季，日复一日，始终如一。“谢谢他。我已经很满足了。每餐一份蔬菜，一个馒头，一钱盐，一钱油，二两肉饼，不加任何调料，始终如此。”
“老三样”亦时有更迭。随着时序更替，卷心菜将被时令蔬菜所替代，而煮菜所用的清水亦将变为小米粥，粥中米粒稀疏，难以触及彼此。喝水的习惯也随之转变为食用菜粥。馒头或许会以玉米粉制成，而牛肉的来源也可能转为猪肉或鱼肉，变化仅此而已。至于变与不变，以及变化为何，这一切均由林彪亲自决断。在一段时日品尝延安小米后，他若说延安小米令其“出汗”，便会下令改食井冈山小米。稍后，井冈山小米又可能被麦片所替代，或者再次转回延安小米。一年四季，尽管变换无常，但仍不离他心中认可的几样食材。
“不必”，依旧坚持他的那套老食谱。唯一的变化，便是他的妻子与子女们各自捧着饭碗，陪伴他共进了一顿饭。
林彪的餐食单调而乏味，甚至家常的菜肴都难以与之相比。然而，他在用餐时的那份贪婪之态，却是世间独一无二的。他所用的所谓“碗”，不过是一个装有半桶白开水和几片青菜的小型保温桶。他打开桶盖，先将馒头掰成数块投入桶中，接着再加入肉饼，随即用筷子急促地搅拌桶内之物，发出“啪，啪”的声响，直到食物完全被打散，这才端起保温桶，“哧溜，哧溜”地大快朵颐。那份香甜，那份贪婪，仿佛几日未曾进食的饿汉。我常思忖，桶内食物的温度必然是烫口的，然而林彪偏喜欢这样烫嘴的菜肴，一旦捧起饭桶，他便连一刻也不停歇，直至将桶中的食物一扫而空。林彪便是如此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日复一日，重复着同样的餐食——那便是菜糊糊。
林彪的行政级别为三级，月薪约为四百余元。叶群则位列行政九级，月薪不过二百多元，皆由管理员负责管理及使用。林彪对人民币的模样并不熟悉。当时，中海岸边设有中央国家机关的供应站，林彪一家的日常所需，诸如柴米油盐酱醋茶等，均由此处采购。当然，对于符合特供条件的供应对象，价格上会给予优惠。若离京至外地居住，当地亦设有专门的供应机构。加之林彪素来节俭，因此，林彪一家的月度支出并不高昂，银行存折上总是保持着充裕的余额。
林彪饮食过于单一，长期不饮水分，亦不食瓜果，且缺乏运动，因而频繁遭遇便秘困扰。通常情况下，他一周只能解一次大便，偶尔间隔两三天，便已自称腹泻。排便之艰难，令我数次在旁戏谑道：“唉，这简直如同一场战争！”
林彪无论严寒酷暑，皆不身着棉衣或单衣，除了必须着军装的情形之外，他常年以一袭灰色中山装示人，而这中山装却并无衬里。即便在中山装之下，他身着毛衣或布衣，衣领、袖口及衣袋亦均已被拆去。无论何时，林彪均以中山装搭配层层叠叠的布料，无论是登临天安门，还是接待外宾，皆如此装扮。那件中山装已陪伴他度过十数载春秋，其衬衣的袖口与肩背更是多次被王淑嫒细心缝补，修补痕迹屡见不鲜。
林彪在毛家湾安顿时，常于沙发床之上安歇，外出旅行亦偏爱棕床。无论春夏秋冬，他皆不裹以厚重的棉被，仅以几层毛巾被及薄薄的布单作为寝具。无论行至何方，他都将此床铺随身携带。床单一旦污渍，便及时清洗，洗净后继续使用。岁月流转，床铺虽旧，他却愈发珍视。
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林彪以卓越的智谋著称，而在平凡的生活中，他也同样擅长奇思妙想。他独创了一套“着衣法”和“盖被法”，并严谨地依照这些方法行事。林彪深知，衣物和被褥的厚度、材质以及新旧程度，都决定了其保暖效果。因此，他依据自身经验，对每一件衣物、每一条毛巾的保暖性能进行精准评估，并逐一贴上相应的“保暖度数”标签。他举例说明：“布衣相当于2度保暖，毛衣则相当于3层布衣的保暖，薄呢料相当于2层布衣，厚呢料则相当于2层薄呢的保暖。”在穿衣搭配上，他以上下30℃的室内温度为基准，当室内温度达到或超过30℃时，便仅穿他日常所穿的灰色中山装或布质军装。而若室内温度低于30℃，则根据温差相应增加衣物，例如，若当天气温为22℃，便会额外增添8℃的衣物以保持温暖。
林彪早已精确预算了适宜的温度条件，并对穿着与覆盖的方式了如指掌。他指示我将他亲自编纂的“着装法”与“被褥法”整理成表格，并悬挂于床头屏风处。内勤人员在为他穿戴及覆盖时，只需查阅当日的室内气温，依照表格中的指导进行操作即可。林彪的卧室、客厅、走廊乃至卫生间均配备了温度计，室内温度常年保持在约22℃左右，因此，林彪的着装与被褥在四季间的调整幅度并不大。
林彪独创的穿衣盖被之法，颇能有效地解决其适应外界环境能力不足的问题。此法被林彪视为保身之宝，多年来始终如一，未曾改变。他对所穿之衣、所盖之被均了如指掌，一经观察触摸，便能准确判断温度。尤其对于穿戴久远之衣物，林彪更加信任。许多衣物、毛巾被虽补丁累累，却从不更换。1966年秋季，因频繁接见红卫兵，经林彪同意，新增了两件白衬衣。他吩咐王淑媛将新衣浸泡水中，反复揉搓，直至其感觉与新衣旧衣无二，方肯穿上。
林彪的日常生活作息井然有序。每晚九时左右便安寝，清晨六时便起身。午后一点稍过便进行短暂的休息，两点过后便重新振作精神，这一习惯贯穿了整个年度。
“以40℃以上的热水洗脚十分钟，泡后立刻擦干并进入被窝，是治疗体弱受寒后体温难以回升的有效方法。”由于他仅在体温持续不升时才会洗脚，且洗后担心着凉，因此洗脚对他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事务。每当洗脚之时，我们都感到紧张，仿佛是在为吃奶的婴儿洗澡一般。
林彪习惯于身着衬衣衬裤入睡。每当寒冬来临，我们都会提前用热水袋将他的被褥预热，并在清晨用同样的方法为其衣物升温。因热水袋无法均匀地暖和衣物，刘文儒常会先行穿上林彪的衣裳，待衣物温暖后再转给他穿戴。
日复一日地承受针头之痛，林彪的臀部肌肉已几乎丧失了往日的弹性，皮肤上布满了青紫色的瘀痕，触之如同一块块坚硬的肿块。在注射过程中，针头常常因为阻力而变形，难以顺利取出。然而，林彪却始终表现得毫不在意，一副“我自承受痛苦，你自进行注射”的姿态，仿佛那疼痛与他无关。仅有少数几次，在刘文儒为他注射时，我目睹了林彪痛苦地皱眉，但他并未发出一声呻吟，更没有责怪大刘。
林彪鲜少参与户外活动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常常抱怨“身体感到寒冷”。在健康人士看来，这些状况并非难以改变，然而对于林彪而言，却仿佛需要一场彻底的变革。以晒太阳为例，即便是小学生也深知阳光对人体的重要性。然而，林彪却时而表示，“从阴暗处移至光亮之地坐下，感觉身体不再那么寒冷，由此可见阳光的重要性”；时而却又声称“即便晒太阳，低温依旧难以消退”，似乎阳光对于身体的影响是否显著，尚存疑虑。1967年夏季，林彪终于同意在卧室安装一个天窗，并配备了德国进口的紫外线玻璃，每天接受20分钟的日光照射。
林彪身强体健之时，亦常步出院落，悠然漫步，却须是晴空万里之时。其散步路线，便围绕着院中那葡萄藤缠绕的架架与盛开的芍药花丛，如同闲庭信步，时而驻足细赏周遭的花木，时而抬头仰望那湛蓝的天空，并无任何特别动作。我们则静静地站在房门之外，远远地观赏着他。通常，他的散步时长约为二十分钟。若逢微风拂面，他便会立刻转身，返回客厅之中。
林彪坚信，最佳的户外消遣便是“转车”——乘坐汽车穿梭于北京街巷或郊野，每次行程约半小时，除警卫秘书李文普外，他人不得随行。曾有一次，他察觉到一辆吉普车上竟有警卫人员悄然尾随，顿时勃然大怒，宣称若再有人跟随，他将选择停止行程。无奈之下，李文普只得指示警卫人员调整策略，保持一定距离随行。1968年夏日，林彪似乎突发奇想，要求李文普为他借来数匹马，于香山周边骑马以散心。除此之外，我并无其他关于他户外活动的信息。
林彪爱好什么
我所观察到的林彪，似乎并无任何特定的爱好，更无任何不良嗜好可言。他不喜好娱乐、不追求奢华、不饮酒、不吸烟、不垂钓、不玩牌、不跳舞、亦不涉足女色，更不游历山水、养鸟捕雀、种植花草，不把玩古董、不烧香拜佛，甚至不饮茶水。在他身上，似乎难以找到一般男性所具备的爱好。
我看到有些书上说，林彪吸食毒品，是个瘾君子。更有人说，林彪每逢上天安门之前都要打一支吗啡针，否则便不能支撑下来。但是他们都说不出何人能证明林彪吸食毒品，更说不出这些毒品是何年何月、经过什么人、什么渠道提供给林彪的。
“那完全是子虚乌有的事情，都是无稽之谈。”
林彪虽不沾酒水，却对酒香颇感兴趣。这并非养成习惯，只是偶尔会轻轻一嗅。在我负责其内勤工作期间，曾于衣柜间的一个隐蔽储物柜中，常年摆放着两瓶茅台，每瓶九元购得。他偶尔会示意我们取酒，然后他轻轻拧开瓶盖，将瓶口置于鼻尖约十厘米处，用手掌从瓶口外侧轻轻扇动，引酒香入鼻，却始终未曾尝试过品尝。
林彪行走时，总喜欢伴随着唱片旋律，然而他却从不随歌而和。他对京剧情有独钟，收藏的唱片亦多以京剧曲目为主。梅兰芳、张君秋、程砚秋、苟慧生、周信芳等京剧界的大师之作，尽在其列，然而林彪最钟爱的还是梅兰芳的唱段。《宇宙锋》、《霸王别姬》、《凤还巢》等经典曲目，他反复聆听，乐此不疲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高呼“破四旧”，然而回到家中，他依旧我行我素，继续聆听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将这些唱片随身携带，随时享受。
林彪除了聆听唱片之外，对电视、广播以及样板戏皆不感兴趣，导致他的生活显得单调而沉闷。因此，每当叶群为他讲述一则趣闻，他便会忍不住开怀大笑。子女们也深知父亲的心意，时常故意讲述一些轻松愉快的事情，以博他一笑。1970年春季，叶群不知从何处得来一台八音盒，将其赠予林彪。打开盒盖，拧紧发条，便会自动弹奏出八种旋律，清脆悦耳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尽管旋律略显陈旧，但作为一件新奇的物品，林彪将其置于卧室门口，日复一日地欣赏。然而，“九一三”事件之后，这台八音盒被展出，成为批判林彪“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的证据之一。
我曾目睹林彪题写诸多词句，却未曾一睹他挥毫泼墨的画作。诸如《重上井冈山》等脍炙人口的诗词，实乃叶群指使他人代笔之作。“志壮坚信马列，岂疑星火燎原”这一句，乃是后人附会，并非林彪亲口所吟。叶群办公室中，陈列着一口精美的青花瓷缸，缸中珍藏着林彪的手迹，以及他人赠予林彪的字画，皆以同样的方式妥善保存。林彪的客厅与卧室，向来未曾张贴或悬挂任何条幅。那段时间，我所见林彪卧室中悬挂的画作，仅有黄胄所绘的驴与何香凝的《梅花图》，而这些画作悬挂不久便被取下。《梅花图》是何香凝在林彪六十寿辰时亲笔所绘，林彪极为珍视，嘱我将其挂于卧室东墙之上。除此之外，客厅与卧室几乎常年保持素净，未曾悬挂过诸如“悠悠万事，唯此为大，克己复礼”之类的标语。
细细思量，林彪的唯一嗜好似乎唯有炒黄豆，或许还夹杂着划燃火柴，嗅闻硝烟的味道，于平凡之中透露出一丝异样。
林彪也发火
林彪性格内敛，心态平和，在众人面前鲜少流露心花怒放、心急如焚或气急败坏的激烈情绪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林彪总是一副从容不迫、温文尔雅的形象。因此，在我面前，除了必要的尊敬与警惕，我并未感到任何惶恐。正因如此，林彪的发怒才显得尤为罕见，宛如难得一见的奇景。
“呆子！”待我拾起体温计时，他又补充道：“学学吧！”
“小李成长至今，未曾受过针，未曾服用过药，他对量体温一窍不通，你难道真的对小李生气了吗？”林彪走至我面前，轻描淡写地说：“不生气，不生气。”我也迅速回应：“首长，我会认真学习。”林彪听后，嘴角露出微笑，转身离去散步。自那日起，我虚心学习医术，最终也成为了一名合格的“卫生员”。
林彪平日里常以“小孩儿”、“小孩子”这样的昵称称呼林立衡和林立果。对我们这些内勤战士，他也总是以孩童般的视角视之。无论我们的工作表现如何出色，他从未给予过一声赞扬。而当我们有所疏忽，他亦不责怪，仅以“呆子”二字作为对我最严厉的斥责。
我见到林彪对秘书发火只有一次，那就是对跟随他多年的警卫员李文普。
李文普，在“文革”前，众人皆以“李副官”称呼他。然而，“文革”爆发之际，林彪提议，不再以副官之称，改称秘书，于是，众人便以“李秘书”称呼他。李文普晋升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后，众人又尊称他为“李处长”。他负责内勤事务。林彪的饮食安排、起居作息以及医疗保健等事宜，我们都会与他商讨。
“叫叶群过来！”叶群得知林彪发现药物的秘密后，迅速赶到客厅，听到林彪的呼唤立刻回应：“是，我来了。别再责怪他们了，是我让他们这么做的。”林彪怒斥：“你有什么资格擅自做主？”叶群辩解：“我是你妻子，我担心你长期服用大量安眠药，副作用太大，肝脏难以承受。我在药中添加淀粉和维生素，以减轻副作用，这对你的身体有益，难道你不懂吗？”叶群的话让林彪的怒气逐渐消散。林彪问道：“我晚上睡不好，第二天工作怎么办？”叶群回答：“那就让他们以后给你吃真的药吧。”林彪满意地回应：“那就这样吧。”
“主席，您好吗？”全场投来异样的目光。毛泽东询问他：“我很好，你呢？”林彪再次提高嗓音回答：“我出汗了。”毛泽东回应：“人都会出汗。”在与西哈努克的会面中，他倚靠沙发入睡。在天安门宣读毛泽东声明时，意识仍模糊不清，对着麦克风拉长声音说着“我要开始讲话”，误将柬埔寨说成越南，将巴勒斯坦念成巴基斯坦，念出“得道多助、失道寡助”等激动人心的句子时毫无力度。会议结束后，叶群安排李春生与我一同前往钓鱼台旁听审查大会的新闻纪录片，康生、江青都建议对影片进行技术处理后再播放，因此广播中听不到林彪的口误。事后，叶群将林彪的尴尬归咎于工作人员，批评内勤用药“过量”和“不及时”，并指责李文普“把关不严”、“失职”。
“海军的李、王、张……”话音未落，林彪便猛地一拍茶几，将筷子重重摔下，怒斥道：“你出去！立刻出去！”
林彪对叶群的话语常感冗长，除非是在与他闲谈、讲述故事或分享笑话的场合。一旦叶群向他陈述事务，他便会显得心绪不宁，有时甚至不愿意见到她。他曾多次对我表示：“你去对叶群讲，让她不要过来。”每当林彪拒绝见叶群，她便不敢再擅自前来。
某日，秘书张益民目睹林彪对叶群施以重拳，先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继而拳脚相加，怒骂不止：“你这贱人，给我滚开！我与你断绝关系！”叶群口才了得，察觉林彪怒不可遏，遂止住哭泣，跪地恳求，希望林彪能够息怒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，林彪也是唯一敢对江青发火的人。1967年初，因为江青和中央文革一伙人煽动乱军，肖华被抄家，林彪把江青找到毛家湾当面大骂一顿，最后大声吼叫着：“快把江青赶走！”江青走后林彪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听见女人的声音就讨厌。”
